Author: Marie - 1ban.news

最能描述地球当下状态的数字不是气温，而是20.96°C（69.7°F），即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根据ERA5再分析数据计算出的7月全球除极地外海洋平均表面温度。这是卫星记录中最热的7月，其重要性体现在气温头条纪录往往不具备的一点上：变暖地球的多余热量最终都进入了海洋。 这一纪录幅度不大，但确凿无疑。2026年7月以0.07°C的差距超过了2023年创下的20.89°C的7月历史最高值。独立的哥白尼海洋服务局采用名为GLO12的不同高分辨率分析系统，计算出7月平均温度为21.00°C，不确定度约为0.11°C，在统计上与上述结论无法区分。2026年6月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因此全球海洋已连续两个月刷新纪录，此前的4月和5月则以微弱差距仅次于2024年。 与气温的对比 海洋纪录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大气的破纪录势头已经停滞。2026年7月的全球地表气温仅与2024年并列第二，落后于2023年7月。气温对厄尔尼诺等逐年波动反应迅速。海洋凭借巨大的热容量，对变暖信号的整合更慢也更稳定。当气温纪录停滞而海洋纪录继续前进时，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信息：热量仍在累积，但大气已不再是它最先显现的地方。 温室气体捕获的多余能量中，绝大部分由海洋吸收。由于水受热膨胀，仅热膨胀一项就贡献了迄今海平面上升的大约三分之一，这还未计入陆地冰融化。这些储存的热量把寻常天气变成极端天气：更热的海洋为热带风暴输送更多能量和水分，使其增强并带来更猛烈的降雨。 海洋热浪覆盖范围创纪录 7月平均值掩盖了区域极端情况的更尖锐图景。哥白尼海洋服务局报告称，当月至少有一天，强烈或更高级别的海洋热浪覆盖了全球海洋的27%，为34年记录以来最广范围，高于2024年的22%。7月31日，符合海洋热浪条件的水域覆盖了全球海洋的37%。地中海受灾最重：79%的海域经历强烈海洋热浪，该海平均表面温度达到创纪录的27.07°C，超过2025年7月的26.68°C。 持续的海洋热量引发大规模珊瑚白化，导致海藻林死亡，扰乱渔业，并促使物种向更冷的水域迁移。根据哥白尼的分析，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西部出现了最强、最严重的海洋热浪状况。 为何是现在 两股力量正在叠加。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长期变暖设定了基线，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在其上再添一把推力。世界气象组织于6月2日宣布厄尔尼诺条件形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于6月11日予以确认，并预测该事件将在下半年持续增强。厄尔尼诺在海洋内部转移大量热量，并将其中一部分释放到大气中，这也是未来几个月值得关注的部分原因。 负责运行哥白尼计划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表示，7月的数据与气候系统持续变暖的态势相符。哥白尼海洋服务局首席海洋学家西蒙·范根尼普指出，创纪录的海洋高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海洋热浪的影响范围。 这个数字没有说出的内容 几个保留意见有助于正确看待这一纪录。20.96°C是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除极地外海洋的绝对平均值，而非距平值。哥白尼不像发布气温距平那样发布单一官方的海表温度月度距平，这使得逐月比较不那么直观。连续两个月创纪录是一个信号，而非趋势；即使潜在变暖持续，一个拉尼娜年份也可能打断这一序列。此外，月度纪录对方法较为敏感，这正是两套哥白尼系统分别得出20.96°C和21.00°C、而非同一个数字的原因。 更大的结论并不因这些保留而动摇。海洋是地球最可靠的温度计，而它仍在攀升。7月的纪录，是几十年来持续累积的账本上新添的一行。与气温纪录不同，海洋版的纪录尚未显现出停下来的迹象。 婷 翻译 来源： BBC News, “World’s oceans hit record-high July temperatures” (Aug 10, 2026): https://www.bbc.co.uk/news/articles/cpvw8vmmgrwo Copernicus Climate Change Service press release (Aug 10, 2026): https://climate.copernicus.eu/copernicus-highest-july-global-ocean-surface-temperatures-exceptionally-hot-dry-conditions-fuel Copernicus Marine Service / Mercator Ocean, July 2026 ocean temperature bulletin: https://www.mercator-ocean.eu/bulletin/ocean-temperature-bulletin-july-2026/ The Guardian, “Global seas […]

狗在看人类面孔时，并不会仅仅区分高兴与不高兴。根据维也纳大学及合作者的一项新脑成像研究，犬脑将恐惧视为与愤怒和悲伤截然不同的东西，而愤怒与悲伤产生的模式则几乎无法彼此区分。这项发现于8月10日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iScience》上，是首个证明狗能区分人类具体负面表情、而非将其一概归入”坏”这一类的神经学证据。 这种不对称性正是令人意外之处。恐惧在脑活动模式中独树一帜，愤怒和悲伤则没有。这与行为学研究长期以来的提示相符，也暗示对狗而言，恐惧可能是人类面孔中最值得察觉的负面情绪。 两项实验，14条狗 由第一作者劳尔·埃尔南德斯-佩雷斯（Raúl Hernández-Pérez）和资深作者劳拉·夸亚（Laura Cuaya）带领的研究团队，对经过训练、可在扫描仪内保持静止的清醒且不受束缚的家养犬进行了两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实验。实验1使用8只狗，大多为边境牧羊犬，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的国家磁共振成像实验室完成扫描。狗观看的是呈现高兴或中性表情的陌生面孔。高兴的面孔在右颞叶皮层产生了一大片活动区域，约25立方厘米，并延伸至与奖赏相关的尾状核。作者将此解读为证据，表明微笑的人类面孔对狗具有情绪意义，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新奇。 低层图像特征得到了控制：高兴与中性图像在亮度、对比度、色相或饱和度上均无差异，因此脑部反应不能被归结为对更亮或对比度更高的图片的反应。 实验2将规模扩大到12只狗，在两个扫描点进行，即墨西哥的UNAM和布达佩斯的塞梅尔维斯大学，并使用另一套刺激材料，即卡罗林斯卡定向情绪面孔（Karolinska Directed Emotional Faces），展示的是表达高兴、愤怒、恐惧和悲伤的陌生人。这些狗此前刻意从未见过这些人，因此熟悉度不可能左右结果。 恐惧尤为特殊 在负面情绪内部，有趣的结构浮现出来。研究人员使用表征相似性分析，这是一种比较全脑活动模式、而非单个区域的方法。他们发现，恐惧的面孔会产生独特的模式，与愤怒和悲伤的面孔都能区分开。具体而言，愤怒与恐惧的差异出现在右侧外雪氏回中部和左侧压部回，悲伤与恐惧的差异则出现在右侧嘴侧上雪氏回。 相比之下，愤怒与悲伤面孔的对比完全没有产生显著的活动簇。犬脑似乎围绕恐惧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而愤怒和悲伤则占据着重叠的区域。 一项机器学习分析讲述了相近的故事。研究人员以实验1中的高兴面孔活动簇作为独立的定位器，分类器能够可靠地将高兴与每一种负面表情区分开来，却无法将一种负面表情与另一种负面表情区分开。这两种方法，一种基于单一区域，一种基于全脑模式，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犬脑能清晰地表征积极与消极情绪效价之间的差异，而在消极范围内，恐惧带有自己的独特印记，愤怒和悲伤则没有。 作者从大脑的优化目标出发来解读这一发现。从狗的角度看，解读人类面孔或许与其说是对每一种情绪进行分类，不如说是探测威胁。恐惧是与环境中的危险联系最直接的表情，也可能是最值得拥有专门神经表征的表情。 这项研究未能说明什么 作者对推广结论持谨慎态度。实验中的狗大多为边境牧羊犬，这一品种对人类社交线索异常关注，论文明确提醒不要把结论推广到所有犬种。刺激材料是静态照片，而非狗每天都会遇到的动态、多模态社交信号。对于机器学习分析而言，12只狗的样本量偏小，尽管研究人员使用了严格的交叉验证和置换检验，他们仍承认存在残余的过拟合风险。 这项研究还刻意使用了陌生面孔，因此对特定照料者的熟悉程度会如何调节这些模式，仍未经检验。此外，结果并不声称狗能像人类那样理解情绪，只表明它们的大脑对某些面部表情的表征方式有所不同。 研究团队现在转向一个相关问题：犬脑如何回应一种被认为相当于人类笑声的犬类发声。猫是否会配合这类实验则是另一回事，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暂无尝试的计划。 这项研究为犬类认知的整体图景增添的，是一幅更清晰的地图，展示犬脑面对人类面孔时究竟在做些什么。狗能分辨高兴与中性，也能分辨恐惧与愤怒和悲伤，至少在整体脑活动层面是这样。这比科学界以往掌握的精度更高，也表明狗对人类情绪的解读并非简单的”好与坏”刻度盘，而是一件更具选择性的仪器，尤其调谐于对生存最为重要的信号。 婷 翻译 来源： Hernández-Pérez R, Concha L, Andics A, Bernal-Gamboa R, Cuaya LV, “Dog brain representations of human facial expressions: Encoding happiness and differentiating specific negative expressions,” iScience, 2026, 116900. DOI: 10.1016/j.isci.2026.116900 Science News, […]

减肥药之争的下一个前线可能是一颗药丸，而非一支注射器。Structure Therapeutics 研发的口服在研药物阿莱尼格列普隆（aleniglipron），在一项230名患者参与的2b期试验中实现了36周内最高12.1%的平均体重降幅，结果于6月5日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这一结果使这款小分子药物加入了取代注射型GLP-1药物的竞赛，后者已经改变了肥胖症的治疗面貌；同时，它也为此前业内多年坚持的一个论点增添了分量：最需要这些药物的患者，可能并不接受注射。 ACCESS试验在美国38个研究中心入组了肥胖成人，以及超重且至少合并一种体重相关疾病的成人。受试者每日口服一次阿莱尼格列普隆，剂量递增至45毫克、90毫克或120毫克的维持剂量，或服用安慰剂。受试者的基线特征为：平均体质指数39.5 kg/m²，平均体重114.8公斤（253磅），54%为女性。 数据 第36周时，体重的最小二乘均值变化为：45毫克组下降9.0%，90毫克组下降10.7%，120毫克组下降12.1%，安慰剂组下降0.8%。扣除安慰剂效应后，120毫克组体重下降11.3%，约合12.4公斤（27磅）。三个剂量组的疗效均显著优于安慰剂，p值均低于0.0001；第36周时的应答曲线仍未出现平台迹象，提示延长治疗时间可能带来更多获益。 按减重幅度划分的结果更能说明实际意义。在120毫克组中，估计85.9%的受试者体重下降至少5%，70.4%下降至少10%，37.9%下降至少15%。安慰剂组的对应比例分别为22.7%、6.9%和1.0%。腰围随剂量不同减少5.6至8.0厘米（2.2至3.1英寸），收缩压下降7.9至9.0 mmHg，而安慰剂组仅下降1.5 mmHg。 该试验并非为评估心血管结局而设计，事实上也未涉及此类结局：试验终点是体重与安全性。不过，代谢方面的安全性结果在一个重要方面令人放心：未出现药物性肝损伤病例，也没有持续性的肝酶升高；8名受试者的ALT或AST升高达到正常值上限的3倍以上，其中1人达到5倍，但均在未停药的情况下恢复正常。 耐受性问题 数据中最明显的短板是胃肠道耐受性。恶心发生率因剂量不同为65%至71%，安慰剂组为21.4%；呕吐发生率为31.7%至44.6%，腹泻为22%至42%，便秘为30%至40%。因治疗中出现的不良事件而停药的比例在三个剂量组分别为13.3%、7.7%和11.1%，安慰剂组为5.4%，停药原因以胃肠道反应为主，且大多发生在早期剂量递增阶段。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学提醒。该试验在每次剂量递增后的7天内，通过每日主动填写的电子日记收集胃肠道症状，这种设计会推高报告的发生率。安慰剂组21.4%的恶心发生率远高于其他GLP-1试验通常的2%至10%，说明日记法捕捉到的事件远多于标准的不良事件报告方式。阿莱尼格列普隆与竞品之间的真实差距可能小于原始数字所显示的水平，但耐受性表现仍是该药最主要的一个待解问题。 小分子，而非多肽 阿莱尼格列普隆（原代号GSBR-1290）属于新一代GLP-1受体激动剂：是小分子，而非多肽。已获批的注射类药物司美格鲁肽及其同类产品均为多肽，需要通过复杂的生物工艺生产、冷链保存并注射给药。小分子药物则可以用化学方法合成，以更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并可制成无需冷藏的普通药丸。 阿莱尼格列普隆还采用了特定的信号传导设计，偏向β-arrestin通路而非纯粹的G蛋白信号传导，并且不含手性中心，以简化工艺、降低成本。β-arrestin偏向能否转化为临床差异，本试验尚未给出答案，但这是该公司正在检验的机制性押注之一。 口服小分子领域的直接竞品是礼来（Eli Lilly）的orforglipron，其3期项目报告了36周约10.5%的体重降幅，现已获批用于肥胖症。跨试验比较并不严谨，因为试验时长、受试人群和不良事件收集方法各不相同，但阿莱尼格列普隆12.1%的绝对数值在数字上与对手处于同一量级。该药的3期项目预计于2026年第三季度启动，将测试最高240毫克的剂量，并采用更低的2.5毫克起始剂量，以改善早期耐受性。 这意味着什么 这项试验的意义不仅在于又一款药物奏效，更在于一种每日一次、无需注射和冷链的口服药丸，也能实现曾经改变肥胖症领域的减重幅度。如果3期试验证实2b期的信号，且耐受性经受住考验，GLP-1治疗的经济学将随之改变：制造成本更低，分销更便利，同时消除了注射带来的心理和后勤障碍。 该研究的作者团队由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 Julio Rosenstock 牵头，合著者包括 Donna Ryan、Ania Jastreboff 和 Robert Kushner。作者指出，试验由 Structure Therapeutics 资助，该公司负责研究设计并分析了数据。开放标签扩展研究仍在继续随访受试者，中期数据显示，治疗组自随机分组起的总体体重降幅在第56周时达到13.3%至16.2%。 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2b期试验不等于3期项目，胃肠道不良反应需要在更大规模人群中接受审视，该药还必须与 orforglipron 及注射类药物进行头对头比较来证明自己。但肥胖症医学的前进方向如今已经明朗：注射针头或许不再是未来。 婷 翻译 来源： Rosenstock J, et al. “Oral small molecule GLP-1 receptor agonist aleniglipron in people with overweight […]

一项针对340,924名英国成年人、平均随访13.4年的研究发现，不同酒精饮料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分野：适量饮用葡萄酒与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21%相关，而即使少量饮用啤酒、苹果酒或烈酒，也与风险升高9%相关。相比之下，重度饮酒则不分杯中何物，普遍推高了死亡风险。 这些结果于美国心脏病学会（ACC）ACC.26年度科学会议（新奥尔良）上公布，来自对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2006年至2022年数据的观察性分析，随访期间共记录22,381例死亡。本周ScienceDaily的一篇报道再次提及这些结果。该研究目前仅以会议摘要形式存在，尚未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 数据说明了什么 与从不饮酒或仅偶尔饮酒的人相比，饮酒量最高者的全因死亡风险高出24%，癌症死亡风险高出36%，心脏病死亡风险高出14%。这些风险的升高与饮料类型无关。 意外出现在较低的摄入区间，此时酒的种类开始产生影响。在低摄入和适量摄入人群中，葡萄酒始终与较低的死亡率相关。摘要显示，低至适量摄入葡萄酒时，各项死亡结局的风险比在0.79至0.92之间。啤酒、苹果酒和烈酒则呈现相反的模式，各项结局的风险比在1.07至1.83之间，其中即使在低摄入水平下，心血管死亡风险也高出9%。不过，葡萄酒的表面益处也有边界：摄入量高时，葡萄酒在癌症死亡方面转为有害，风险比为1.10。 该研究以约14克纯酒精为一个标准饮酒单位来界定饮酒等级。男性低摄入为每周20克至每天20克，适量摄入为每天20至40克，高摄入为每天超过40克。女性的适量摄入区间为每天10至20克，高摄入为每天超过20克。 葡萄酒为何看起来不同 由资深作者、中国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Zhangling Chen领导、第一作者为Ziyue Li的研究团队，为这种饮料差异提出了几种解释。红葡萄酒含有多酚和抗氧化物质，可能带来心血管益处。葡萄酒更多时候随餐饮用，酒精吸收较慢。此外，英国生物银行中的葡萄酒饮用者总体饮食质量更高、行为更健康，而啤酒、苹果酒和烈酒的饮用者则更可能报告较差的饮食质量和其他生活方式风险因素。 Chen的报告还指出，空腹饮酒与较高的死亡率相关，这一发现表明问题不仅在于喝了什么，还在于怎样喝。综合来看，观察到的差异反映的是酒的化学成分、饮用场景，以及选择每种饮料的人群自身生活方式模式的共同作用。 混杂因素之问 研究自身的局限性框定了葡萄酒结论应获得多大的分量。这是一项观察性分析，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作者呼吁开展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饮酒量仅在单一时间点由受试者自报，因此13年随访期间饮酒习惯的变化未被纳入。此外，英国生物银行的参与者平均比一般人群更健康，这限制了结果的推广范围。 更深层的问题是混杂，即流行病学版本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如果喝葡萄酒的人恰好饮食更好、锻炼更多、收入更高，而所有这些都与较低的死亡率相关，那么葡萄酒本身可能只是一个标志，而非原因。研究人员对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心脏代谢因素和家族史进行了校正，葡萄酒与死亡率的关联在校正后依然存在。但未测量因素造成的残余混杂无法排除，作者本人也表示，葡萄酒的益处可能部分源于葡萄酒饮用者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模式。 会议成果，尚未成为共识 这一结果还附带一项对解读方式至关重要的披露：它是会议摘要，而非经同行评审的论文。ACC.26摘要题为”Alcohol Use at Mid-Life and All-Cause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中年期饮酒与全因及特定原因死亡率），刊载于该会议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的摘要增刊中。由行业资助的国际负责任饮酒联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Drinking）在评论这些发现时指出，结果尚属初步，有待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 这些都并不意味着饮料差异无足轻重。34万人队列、22,381例死亡，是迄今用于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庞大数据集之一，而模式的连贯性也令人瞩目：葡萄酒在各结局上均较低，啤酒、苹果酒和烈酒则均较高。但负责任的解读应当是审慎的：酒的种类、饮用方式以及围绕酒的生活方式似乎都在起作用，要将它们彼此拆分开来，需要比这项研究更严谨的研究。 对于正在决定杯中倒什么的读者而言，最可靠的结论来自重度饮酒的结果：重度饮酒在所有类别、所有饮料中都推高了死亡风险。无论葡萄酒的信号最终如何，它都无法挽救高摄入人群，即便杯中装的是葡萄酒也不行。 会议披露： 本研究于2026年3月28日至30日在美国心脏病学会（ACC）ACC.26年度科学会议（新奥尔良）上以摘要1350-059的形式报告，并刊载于《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摘要增刊（第87卷，No. 13_Supplement，第A292页，DOI: 10.1016/j.jacc.2026.02.725）。该研究尚未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 婷 翻译 来源： ScienceDaily, “Wine, beer, or spirits? Massive study finds a surprising health […]

在地球上方约150至300公里（93至186英里）的这片天空区域，大气既是敌人，也是答案。若不加以控制，这里的空气密度足以在数周内把任何卫星拖坠下来，正因如此，几乎没有人在这片空域运行航天器。但同样稀薄的空气也可以成为燃料：一种将大气分子收集起来并以高速喷射出去的发动机，能让航天器无需任何推进剂储箱即可无限期地维持在该高度。西班牙初创公司Kreios Space于8月4日宣布，它正在建造首颗专为此设计的卫星。 这一名为”吸气式电推进”的概念已在地面真空舱中测试了近十年，但迄今还没有人在轨道上实际飞行过它。总部位于西班牙西北部尼格兰的Kreios计划与立陶宛卫星平台制造商Kongsberg NanoAvionics合作，成为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公司。该任务尚无确定的发射日期。公司把2027年列为一个暂定目标，而SpaceNews报道的是2028年，但技术方案是具体的：一颗约200千克的微型卫星，采用NanoAvionics的MP42平台，搭载由被动式进气口供气的螺旋波等离子体推进器，飞行高度在约150至300公里之间。 如何在太空中呼吸 在这些高度，轨道速度约为每秒7.8公里（每小时17400英里），航天器会迎面撞上残存的大气气体，其主要成分是氮分子和氧分子，而在约160公里以上，原子氧占主导地位。卫星迎风面上装有一个勺形进气口，它无需阀门或活动部件，就能捕获部分这类分子，并将其导入推进器的通道。在那里，螺旋波天线发出的射频功率使气体电离，电磁场再将由此产生的等离子体以远高于进入时的速度向后加速喷出。 喷流速度超过轨道速度，因此尽管推进器所推的气体恰恰来自造成阻力的介质本身，它仍能产生净推力。动力来自太阳能电池板。推进剂免费、取之不尽，而且沿轨道无处不在。卫星每一秒都在为自己补充燃料，只要硬件还能运转。 核心挑战在于，大气推进剂不如电推进通常使用的惰性气体。氙气容易高效电离，而氮和氧更难电离，能量还会在转动和振动激发中白白损耗。地面测量显示，一台以氮气运行的同类推进器可产生约5.7毫牛顿的推力，阳极效率为5.4%，而以氙气运行时推力为12.6毫牛顿，效率为26.3%。吸气式发动机必须克服这一劣势，再加上进气口本身的阻力，并且仍然要比直接携带燃料更具优势。 十年的地面积累 这一领域的概念验证来自欧洲空间局（ESA）和意大利制造商SITAEL。2018年3月，ESA宣布在模拟200公里高度条件的真空舱内实现了世界上首次吸气式电推进器点火：一台配备波兰制造进气口的双级霍尔效应推进器先以氙气点火，再以氮氧混合气点火，最后仅以大气推进剂点火。随着气体改变，工程师们看到羽流由蓝色变为紫色，这从视觉上证实了发动机能够以空气为燃料运行。RAM-EP系统达到了技术就绪等级4，即在实验室中得到验证，但尚未在太空中验证。此前的ESA卫星GOCE在约250公里高度飞行了四年，不得不携带40千克（88磅）氙气，并因此受到限制，而吸气式的后继者将不会面临这一约束。 Kreios由首席执行官Adrián Senar与五位来自加泰罗尼亚理工学院的航天工程同窗于2021年创立。公司已先后开发了三代推进器，即K-1、K-2和K-3，并对进气口和发动机进行了真空测试，2025年还完成了800万欧元（约合92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 最低轨道为何值得一争 超低地球轨道提供着其他任何高度都无法提供的优势。随着观测点降低，成像分辨率得以提高：离地面越近，就能用更小、更便宜的光学器件拍出更清晰的图像，对地观测的分辨细节有望低至约10厘米。通信单程延迟可降至10毫秒以下，而地球静止轨道约为300毫秒。辐射暴露量比更高轨道低50%至80%，这对电子设备以及未来任何载人基础设施都很重要。此外，卫星寿命结束时，大气阻力会在数月内将其拖离轨道，从而解决困扰更高轨道的碎片问题。 Kreios称，一旦推进剂质量从发射预算中消失，在这些高度持续运行的成本可与在500公里高度运行大致相当。其演示卫星还将搭载商业载荷，获取亚米分辨率的可见光与近红外影像。 悬而未决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任何吸气式推进器在太空中运行过，从真空舱到轨道现实的这一步跨度很大。150至300公里高度的大气并非恒定不变：密度随太阳活动、一天中的时刻以及纬度而变化，因此进气口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燃料供给。原子氧在这一高度带的高端占据主导地位，对航天器材料腐蚀性很强。而包括进气口、推进器、电源和姿态控制在内的整个系统，必须在真实飞行条件下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工作。 竞争者环伺：两颗中国的实验卫星已经在300公里以下运行，其他开发者，包括美国的Viridian Space、ESA自身的推进实验室和印度的Orbitt Space，也都在推进吸气式方案。因此，谁才是先行者，取决于时机和定义。没有争议的是其中的价值：一套将天空本身变成燃料的推进系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一个高度区的永久进入权，而迄今为止，这一高度区只是卫星在坠落途中匆匆路过的地方。 婷 翻译 来源： Space.com, “Exploring very low Earth orbit: The world’s 1st air-breathing satellite thruster could soon get a test run” (Aug 9, 2026): https://www.space.com/space-exploration/satellites/exploring-very-low-earth-orbit-the-worlds-1st-air-breathing-satellite-thruster-could-soon-get-a-test-run SpaceNews, “Kreios Space to fly VLEO demonstration in NanoAvionics bus” […]

在西西里岛西部马扎拉德尔瓦洛（Mazara del Vallo）海岸外约5公里（3英里）处、水深46米（151英尺）的海底，躺着一艘约2100年未曾移动过的罗马商船。船上货物仍在原位：约500只双耳细颈罐（amphorae），即古代那种结实的陶罐，为一场永未成行的航程装载就绪。这艘沉船由意大利文化部于8月8日对外公布，是在地中海中部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商业图景之一。 发现始于一名渔民的声呐。当地潜水渔夫贾科莫·德莫拉（Giacomo De Mola）在船上的回声测深仪上注意到一处异常，于是潜水查看，结果看到海床上铺展着大片双耳罐。他与同伴潜水员伊戈尔·比苏利（Igor Bisulli）将这一地点报告给有关部门，当局随即派出联合团队：来自巴勒莫的宪兵文化遗产保护队、来自墨西拿的宪兵潜水队，以及负责水下遗产的西西里地区机构海洋遗产局（Soprintendenza del Mare）。潜水员和水下摄像机在本月的一次调查中对这一地点进行了记录。 凝固在时间中的货船 这艘船属于navis oneraria型，即罗马世界的货运主力船，长约21米（69英尺），宽约6米（20英尺）。考古学家初步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之间，即罗马共和国晚期。那时，罗马正从一座城邦转变为地中海的主导力量。 货物才是这一遗址的特别之处。这些双耳罐以德雷塞尔1A型（Dressel 1A）为主，是那个时期意大利沿海地区按统一规格大量生产的标准化酒罐。这种罐身形圆鼓、颈部细窄、带两个把手，底部尖利，设计用于在船舱中堆叠或插立在沙地里。德雷塞尔1A型罐产量巨大、规格统一，因此是追踪古代商业网络的理想线索。它们在哪里被发现、与哪些器物一同出现，能告诉研究人员谁在运输什么、从何地运往何地。 沉船附近还发现了两个铅制锚杆和另一件铅制结构物，这些装备原本用于在港口抛锚时固定船只。这些双耳罐当时很可能装载着葡萄酒，这是那个时代最具价值的大宗商品，目的地是罗马世界的某个市场。 位置为何重要 西西里岛地处连接希腊、中东、北非和欧洲的海上航线之上，其水域是地中海古代沉船最丰富的海域之一。马扎拉德尔瓦洛附近海域早已因一项非凡发现而闻名：萨提罗斯舞者（Satiro danzante），一尊20世纪90年代在附近海底打捞出的真人大小希腊青铜像。这艘新沉船又加入了该地区近年不断增加的罗马时期发现名录，其中包括2021年在巴勒莫附近海域发现的一艘公元前二世纪沉船，以及2013年在利古里亚阿拉西奥附近发现的一艘货船。 文献记载描述了罗马对葡萄酒的需求及其港口网络，但沉船提供了实物证据：哪些类型的双耳罐一同运输、数量多少、距离产地多远。像这样一件保存完好的货物，可以为一条贸易路线的重建提供支点。 下一步 文化部的公告对尚不明确之处措辞谨慎。年代判断只是初步的，有待对陶器及任何有机遗存进行详细研究。现存材料的保存状况也仍需查明，海洋遗产局将牵头开展新一轮科学记录工作：确认年代、判定货物的来源与目的地，并为该遗址制定保护措施。意大利文化部长亚历山德罗·朱利（Alessandro Giuli）称这一发现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水下考古发现之一。按计划，沉船将在原地接受研究，而非打捞出水。 双耳罐一旦被扰动就十分脆弱；这样的货物之所以能存续两千年，恰恰是因为它一直无人打扰。沉船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保持这种状态，在安眠之处得到保护和记录，而研究人员将慢慢、细致地解读这些罐子所揭示的帝国商业图景。 婷 翻译 Sources: The Guardian, “Roman shipwreck with 500 amphorae found off coast of Sicily” (Aug 10, 2026):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6/aug/10/roman-shipwreck-with-500-amphorae-found-off-coast-of-sicily Italian Ministry of Culture press release No. 29255 (Aug 8, 2026): https://cultura.gov.it/comunicato/29255 Euronews, […]

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粒子都由物质构成：夸克和轻子，被各种作用力束缚在一起。8月5日，在巴西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一个实验项目宣布了物理学最接近打破这一规则的结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BESIII合作组报告称，一个名为X(2370)的粒子的主导成分是胶球，一种完全由力的载体构成、内部不含任何物质的物体。这一结果建立在15年的数据和100亿次粒子衰变之上，被美国、以色列及其他地区的物理学家誉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搜寻的顶峰：第一次看到由纯粹作用力构成的物质。 这一预言与标准模型中的任何内容一样奇特。将夸克束缚在质子和中子内部的强力由名为胶子的粒子承载，正如电磁力由光子承载一样。但类比到此为止。光子不带电荷，因此彼此穿过时互不作用。胶子带有自身的电荷，称为色荷，而在量子色动力学（强相互作用理论）的数学框架中，这种电荷使胶子相互吸引。两个胶子可以结合成一个只含胶子的粒子。该理论的非阿贝尔结构，即令这种结合成为可能的性质，于20世纪70年代通过渐近自由在高能条件下得到验证；渐近自由指的是强相互作用在短距离上减弱的发现，戴维·格罗斯、弗兰克·维尔切克和戴维·波利策因这一发现分享了2004年诺贝尔奖。胶球正是同一理论在低能条件下的检验：如果胶子能够相互结合，量子色动力学便在一个其他任何测量都未曾触及的领域中得到证实。 搜寻之所以漫长，是因为猎物难以捉摸。在离散格点上模拟该理论的格点QCD预言，最轻的赝标量胶球（自旋为零、宇称为负的版本）质量介于2.3到3.0 GeV/c²之间，而质量2376 MeV/c²的X(2370)正落在这个区间。但纯粹的胶球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量子色动力学包含夸克，胶球会与夸克反夸克态混合，因此数十年来的候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标量态f0(1710)，始终未能给出一个身份明确的粒子。这个领域需要的，是一个每项测量性质都指向同一结论的物体。 X(2370)于2011年在BESIII上发现，出自J/ψ粒子的辐射衰变；J/ψ是一种粲夸克反粲夸克态，其衰变会营造出富含胶子的环境，是产生胶球的理想场所。首次发现时的统计显著性超过6.4σ。2024年，合作组利用100亿个J/ψ事例，将粒子的自旋宇称确定为0⁻⁺，与赝标量胶球的预言相符，显著性超过9.8σ。新结果以最关键的属性为此案画上句号：X(2370)是味单态，意味着它完全不带任何夸克味。证据是一种优雅的缺席。具有这些量子数的味单态介子，被一种称为广义G字称的对称性禁止衰变为K*(892)K̄，而BESIII发现这一衰变被压低至2.7 x 10⁻⁶以下，对应分宽度低于2 MeV，远低于普通夸克态会表现出的15到200 MeV。该粒子还拒绝衰变成含有ω或φ介子的态，这些介子带有上、下夸克和奇异夸克的味特征。它在每一个衰变道中的表现，都恰好符合一个由纯粹作用力构成的粒子应有的行为。 公告的措辞很重要：BESIII合作组说的是胶球是X(2370)的主导成分，而不是说X(2370)是纯胶球。这是理论所允许的最强表述。由于夸克的存在，每一个被观测到的胶球候选者都是混合物；格点计算表明，即使与粲偶素态的混合角小到只有2到5度，也能大幅提高粒子的产生率，同时使其衰变模式基本保持胶球的特征。所有其他解释，包括η-η′激发态、普通夸克反夸克态、多夸克组态和混杂组态，甚至类似质子反质子的重子偶素，都至少有一项测量性质对不上。预印本指出，主导的胶球成分是作出自然而完整解释所必需的，其他解释则不受青睐。 这一成就同样有赖于耐心的实验物理学。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于2008年完成升级，搜寻胶球是明确列出的目标之一，此后BESIII累积了超过100亿个J/ψ衰变事例，是τ-粲能区世界上最大的样本。该合作组由中国主导、成员来自国际，结果以预印本形式发布在arXiv上，并在ICHEP的特别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期刊论文将随后发表。公布成果时社交媒体上关于诺贝尔奖的猜测，恰恰只是猜测；物理学界真正庆祝的，是一个历经五十年终于得到证实的预言。 故事并未随着X(2370)而结束。赝标量胶球只是一个家族中的一员，它的同类，标量胶球和张量胶球，仍未被确认。识别出这个粒子的方法，即把质量、量子数、产生率，以及那些普通夸克态会衰变、而它却保持沉默的衰变道结合起来的方法，如今成为寻找它们的模板。在理论学家最初意识到力可以与力结合半个世纪之后，由纯粹作用力构成的粒子终于进入视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可供研究的新物质形态。 婷 翻译 来源：BESIII合作组。《Lightest 0⁻⁺ glueball as dominant constituent of X(2370)》。arXiv:2607.20366 [hep-ex]，2026年7月22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2026年8月6日；新华社，2026年8月6日；Phys.org/中国科学院，2026年8月6日；《南华早报》，2026年8月9日。

细胞内的RNA承载着第二层信息。超过170种不同的化学修饰点缀在它的构件上，影响着RNA如何折叠、翻译效率有多高、降解有多快，以及细胞如何应对胁迫。这种所谓的表观转录组与神经系统疾病、癌症、免疫疾病和耐药性有关，但它的图谱至今仍很不完整，主要原因是研究它所使用的仪器能看到修饰，却数不清修饰。由MIT的Peter Dedon领导、Junzhou Wu和Jingjing Sun担任共同第一作者的团队，如今将蛋白质组学中的一项主力定量技术移植到RNA上，实现了精确、位点分辨、多重测量的RNA修饰定量。这项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方法，对细菌转运RNA中的22个修饰位点进行了定量，变异系数低于5%，其中包括两个此前从未被绘制的位点。 这个技术难题的历史比这个领域的名称还要久远。现有定位RNA修饰的方法大多依赖间接信号。基于抗体的富集技术，例如广泛使用的m6A-seq，会拉下修饰片段，但需要通过逆转录来读取，而逆转录中的错掺或提前终止才是真正的信号。纳米孔测序则是根据RNA穿过纳米孔时离子电流的变化来推断修饰。这两种方法都是通过间接信号来识别修饰，这让它们擅长发现新修饰，却不擅长定量：在不同条件、处理或遗传背景下比较修饰水平，其不可靠是出了名的。无标记质谱法可以直接测量修饰的质量，但存在运行间变异的问题，而同位素标记方法则一直受困于保留时间漂移和多重检测能力不足。 这个新平台被作者称为RMT，即RNA特异性等压串联质谱标签，它借鉴了曾改变定量蛋白质组学的TMT和iTRAQ试剂的思路。每个经过酶解的RNA样品都被打上一种独特的标签。所有标签的总质量相同，因此它们是等压的，但每个标签都带有一个化学性质不同的报告基团。多重检测的样品在色谱中共同洗脱，在一级质谱中呈现为单一峰；当仪器将分子碎裂时，会释放出报告离子，这些离子的强度可以揭示每个样品中各修饰的量。一次运行可以比较10个或更多条件，消除了困扰无标记分析的批次间噪声。 把这类标签用到RNA上，需要解决一个蛋白质组学从未面对过的化学问题。研究人员将等压标签连接到pCp支架上，pCp是标准的3’末端标记试剂，然后用T4 RNA连接酶将标签酶促连接到RNA片段上。这一方法的成本远低于蛋白质组学中使用的化学标记，每个反应大约只需10纳摩尔试剂，而后者大约需要2微摩尔，而且它不会触动RNA上原有的修饰。鉴定依靠核碱基片段分析，直接根据分子量读出修饰的身份，整个数据处理流程基于开源软件运行，所用试剂均可从商业渠道购得。 概念验证实验使用的是铜绿假单胞菌PA14菌株的转运RNA，这是一种修饰谱丰富的模式生物。这项工作由MIT生物工程系、新加坡-MIT研究与技术联盟以及佛罗里达大学共同完成。该平台对66个预测tRNA基因中的65个进行了定量，共覆盖22个修饰位点，变异系数低于5%，并能区分旧方法会混为一谈的相近修饰，例如异戊烯基腺苷及其羟基化形式。在新表征的位点中包括m2A38和Gm/Cm39，这两个位点此前从未被描述；团队随后通过筛选敲除菌株确定了它们的写入酶，其中TrmV负责m2A38，TrmS负责第39位的甲基化。敲除实验还揭示了修饰之间的相互依赖：删除一种写入酶会改变其他位点的修饰模式，而在富营养与最低限度生长培养基之间切换细胞，会产生动态的修饰变化，这与修饰在胁迫适应中发挥作用是一致的。 表观转录组由此成为一种可测量的信号，而非一份静态的目录。借助多重定量，研究人员可以追问修饰水平如何随时间、条件和基因型而变化，这正是把蛋白质组学变成一门定量科学的那些实验。作者对方法的局限直言不讳：报告离子串扰和共分离干扰在蛋白质组学中已有充分刻画，它们限制了准确性和动态范围；源自TMT的标签在RNA上会出现基于同位素的保留时间漂移，需要通过工程设计来规避；此外，迄今的验证仅限于tRNA。这篇手稿是早期访问版本，发表于最终文字校对之前。 这项工作将分析化学的成熟度从蛋白质带到了RNA。蛋白质组学花了二十年学会定量，它的等压标记化学如今已是成千上万个实验室的标准方法。把同样的化学方法带到表观转录组，试剂成本却只是其中的零头，这让生物学家可以把RNA修饰当作定量生物学来对待，而不只是一份修饰位置清单。事实证明，这第二套遗传密码，终于开始可以用数字来解读了。 婷 翻译 Sources: Wu, J., Sun, J., Yuan, Y. et al. Quantitative RNA modification mapping by mass spectrometry with isobaric tags and nucleobase fragment analysis.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6). DOI: 10.1038/s41467-026-76537-w.

欧洲麻疹消除进程存在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那就是罗马尼亚。该国自2015-16年以来一直存在该病毒的地方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于2025年9月再次确认了这一状态。2025年，罗马尼亚约占欧盟报告的全部麻疹病例的55%；在欧盟2024年记录的23例儿童麻疹死亡病例中，22例发生在罗马尼亚。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26年6月的12个月内，罗马尼亚报告了407例病例，占欧盟/欧洲经济区总数的16.5%，仅次于意大利和保加利亚，报告发病率为每百万人口21.4例，是欧盟平均水平的4倍。8月8日发表的《柳叶刀》世界报告介绍了该国扭转这一趋势的努力，初步证据表明，这场较量正在一个县接一个县地赢得胜利。 麻疹是已知最具传染性的疫苗可预防疾病，其基本再生数估计在12至18之间，因此在未受保护的人群中，一例病例可引发12例或更多的继发感染。阻断传播需要在每个地区（而不只是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保持至少95%的两剂疫苗接种覆盖率。罗马尼亚的下滑始于免疫接种率的下降，这一模式在整个欧洲大陆普遍存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4年的最新估计，欧盟/欧洲经济区30个国家中只有4个，即塞浦路斯、匈牙利、冰岛和葡萄牙，两剂覆盖率均达到95%的门槛。过去20年间，该国经历了多次疫情，包括2024年的一波疫情，罗马尼亚在其中报告了超过3万例病例，约占当年欧盟/欧洲经济区总数的87%，该国几乎全部的儿童麻疹死亡病例也出现在这波疫情中。 这一应对行动由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合作开展，并得到欧盟资金支持，其核心是一项重点不同寻常的培训计划：试点并非单纯依靠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而是聚焦于疫苗的接种提供者。2025年11月，一项经认证的培训课程在布拉索夫、科瓦斯纳和蒂米什三个低覆盖率县启动，向家庭医生、护士、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健康调解员传授麻腮风（MMR）疫苗接种的技术细节以及相关沟通方法。课程内容建立在关于罗马尼亚疫苗接种率为何下降的研究之上，并在讲授操作流程的同时，刻意训练富有同理心的沟通方式。迄今已有400多名初级卫生保健提供者完成了培训。 初步结果令人瞩目。该研究所2026年第一季度的监测显示，与培训开始前的基线（2025年8月）相比，三个试点县12至24个月儿童的麻腮风疫苗首剂覆盖率平均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在蒂米什县，当地公共卫生局推动儿童疫苗接种的力度最大，沟通培训的参与度也最高，增幅达到约25个百分点。世界卫生组织于6月26日公布了这些数据，并将这一转变描述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能够扭转下降趋势的证据。向其他低覆盖率县的推广计划定于2026年7月至11月进行，药剂师也将加入培训。 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试点取得的20个百分点提升能否转化为持久的全国性恢复，《柳叶刀》的报告正是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罗马尼亚能否应对自身的麻疹疫情？该国的疾病负担目前集中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在已知接种状态的欧盟麻疹病例中，74%未接种过任何疫苗；欧洲麻疹的年龄分布也已发生变化，约一半病例出现在15岁及以上人群中，这提醒人们，免疫缺口跨越了几代人，而不只是存在于年龄太小而无法接种疫苗的儿童中。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数据中，报告发病率最高的恰恰是1岁以下婴儿和1至4岁儿童，这两个年龄组完全依赖群体免疫获得保护。截至2026年6月的12个月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录的欧盟/欧洲经济区麻疹死亡病例为零，这表明尽管传播仍在继续，但自2024年夺走22名罗马尼亚儿童生命的那波疫情以来，病例管理已有所改善。 更深层的教训在于麻疹消除究竟需要什么。欧洲区域对消除状态的核验取决于每个成员国都能证明地方性传播已经停止；一个存在覆盖率缺口的国家可能在邻国播下疫情的种子，并动摇整个欧洲大陆的消除认证地位。罗马尼亚的试点表明，解决方案不仅在于后勤层面，即更多的疫苗和更多的接种诊所，还在于沟通层面：在一个对疫苗接种的信任已经受损的国家，医生需要接受倾听和解释的训练。这种修复能否持久，将在2027年的覆盖率统计中显现，也将体现在欧洲免疫之墙最薄弱的环节能否变成最坚固的环节上。 婷 翻译 资料来源：The Lancet, World Report, August 8, 2026 (DOI: 10.1016/S0140-6736(26)01596-5); WHO Europe news release, June 26, 2026; ECDC Measles and Rubella Monthly Report, June 2026; ECDC Annual Epidemiological Report, Measles 2024.

能量存储始终伴随着权衡取舍。电容器充电只需数秒，几乎可以无限循环使用，但存储量很小；电池的存储量大得多，但充电缓慢且会逐渐损耗。浙江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个团队构建了一种兼具两种模式的电极材料：一种分子笼，在低电压下以电容方式存储能量，在高电压下通过氧化还原反应存储能量。在水系锌溴电池中，该设计在 0.83 A/g 的电流下实现了 481.8 mAh/g 的容量，并在十倍于此电流的条件下循环 1,500 次后仍保持 89.4% 的容量。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锌溴电池依靠 Br2/Br- 氧化还原电对工作，理论容量为 335.5 mAh/g，相对锌的反应电位接近 1.82 V。其原料廉价、储量丰富且基于水溶液，因此锌溴电池长期被视为电网级储能的候选方案，尤其是液流电池形式。这种化学体系存在已知的缺陷：中间产物多溴化物（Br3- 及其同类物种）会在电解液中漂移，这一现象被称为穿梭效应，会腐蚀锌负极并使电池亏电。溴化物与溴之间的转化速度缓慢，而依靠电容存储来规避腐蚀问题的碳基电极始终无法达到高容量。该领域一直困于两种选择之间：一种化学体系存储性能出色却难以驾驭，另一种材料表现稳定却存储量有限。 打破这一僵局的设计是一种柱芳烃，即一类中央具有空腔的柱状大环分子。该团队以丁永兴（Yongxing Ding）和韩明明（Mingming Han）为共同第一作者，以浙江大学的程浩（Hao Cheng）、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思远（Siyuan Li）和浙江大学的陆盈盈（Yingying Lu）为通讯作者，使用了 1,4-双（乙氧基）柱[6]芳烃（简称 BEP6A），将空腔视为微型反应器而非被动支架。在低电压下，空腔的静电环境充当离子封存基质，以电容方式存储电荷；在高电压下，空间限域的非共价相互作用将多溴化物中间体锚定在原位，并促进其转化为溴，发挥着氧化还原催化剂的作用。同一个分子会根据所施加的电压切换工作模式。X 射线光电子能谱显示，随着电压变化，空腔内的溴物种持续演化；密度泛函理论则绘制了空腔的静电环境图谱，证实了这种双模式图景。 测量结果支持这一机制。溴在空腔内的累积量达到 6.73 原子百分比，远高于同等无空腔材料所能捕获的量；平衡吸附容量达到每克主体材料吸附 7.1 克多溴化物。计算给出被限域 Br3- 的结合能为 -58.4 kcal/mol，对非共价相互作用而言异常之强，从而将穿梭的中间体固定在原位。由于电容模式在低电压下贡献容量，氧化还原模式在高电压下贡献容量，两者叠加后的 481.8 mAh/g 容量超过了溴氧化还原电对单独的 335.5 mAh/g 理论上限，表明这两种存储机制是相加关系而非竞争关系。 这一方法并不局限于上述这一种化学体系。快速电容存储与高容量氧化还原反应之间的取舍一直被视为电极材料的固有属性，作者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设计问题。通过在受限空腔内于分子尺度上调控离子，单一材料即可同时参与两种模式，而无需牺牲其中任何一种。他们将这一概念定性为具有普适性，适用于多价离子体系或转化反应体系，这些体系中离子传输与反应动力学往往是最主要的限制因素；他们还将静态溴电池和液流电池溴络合剂列为近期目标。 这些结果是电极层面的验证，而非完整的商用电池。容量按电极材料的质量归一化，实际电池还必须解决隔膜、电解液和锌负极的工程问题。8.3 A/g 下的循环测试相当严苛，但 1,500 次循环仍远低于电网储能所期望的数万次循环。该论文为早期访问版本，在最终编辑校对之前以未经编辑的形式发表。 这项研究将功率与容量之间的取舍呈现为一种设计约束，而非自然规律：一个位于形状合适的空腔内的离子，可以同时以电容方式和氧化还原反应存储能量，电网当下需要哪种模式，它就以哪种模式工作。 婷 翻译 Sources: Ding,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