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北京之行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负责人透露了中国在非洲抗击艾滋病方面的行动。温妮·比亚尼马表示，中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的拨款目前支持着多个国家的预防工作，其中包括南非、乌干达、莱索托和津巴布韦，并对北京坚守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表示感谢。涉及的金额很小，但它们抵达的时机却非同小可。
全球艾滋病应对体系是由美国建立的。其旗舰项目PEPFAR创建于2003年，被认为挽救了超过2600万人的生命；截至2024年底，华盛顿方面维持着超过2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其中约56万是儿童。随后，这套机制被拆解。2025年1月，新一届政府暂停了所有对外援助。一项有限的豁免令一度让救命治疗得以延续，但其余部分被一点一点砍掉：美国于2025年2月终止了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协议，美国国际开发署被解散，PEPFAR的大规模项目已不复存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现在估计，如果这些项目就此终结，2025年至2029年间全球将新增660万例HIV感染和420万例艾滋病相关死亡，并多出300万儿童沦为孤儿。
把这些数字与中国方面的数字放在一起看。该基金的拨款一次只有几百万美元。南非约有800万HIV感染者，去年获得了一笔349万美元的中国拨款，用于资助超过5万名年轻人的预防工作，以及为注射吸毒者提供的减少伤害服务。这是真金白银在做实事，但与美国项目此前的开支规模以及它们缺位所造成的代价相比，这不过是四舍五入时可以被忽略的零头。
中国的打法并不是对PEPFAR的复制。北京正在以两件事为基础构建其健康丝绸之路：一是向少数国家提供拨款，二是本地药品生产，也就是让非洲国家自己制造药品，而不是依赖外国出资方的供应链。这是一个真正不同的方案，而它落地之时，正值非洲各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条件挑选伙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拒绝了取代PEPFAR的美国双边卫生协议，理由是担心数据主权，以及谁有权查看敏感的健康信息。在旧秩序中，条件由华盛顿设定。在新秩序中，条件可以谈判，而中国提供的关系附带的要求更少。
不要把表象误当成药方。中国并没有取代PEPFAR，它是在PEPFAR留下的空间里为自己定位。这些拨款是为资助者角色做的廉价广告，让中国得以出现在安排全球卫生下一时代的谈判桌旁，而成本只是美国人所付代价的一小部分。生产制造的主张是更严肃的部分：如果非洲国家能够自己生产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下一场危机就不会取决于某个捐助方的预算项目。但工厂并不会为药片买单。治疗缺口是一个资金缺口，而中国目前的支出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填补它。
这场交接无论是否有人规划，都在发生。美国退出了，中国在边缘地带进场，非洲各国正清醒地挑选伙伴。与此同时，算术依然成立：数百万人正在接受治疗，资金缺口以数百万计的死亡来衡量，而来自新方向的拨款只有区区几百万美元。唯一重要的问题是，这一次是否有人会全额付清整张账单。到目前为止，答案是没有。
婷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