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一个信息传递的问题。一方面，习近平主席亲自向世界各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对企业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北京却不断通过让外国公司怀疑自己是否受欢迎的法律。
这一矛盾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习近平今年1月对爱尔兰总理迈克尔·马丁表示，中国将”促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他对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官方的口径是一致的：外国资本是需要的、被重视的和受到保护的。
然而，现实情况却截然不同。2024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7.1%，这是自2008年以来有记录的最大降幅。这种下滑趋势持续到了2025年和2026年。而北京的回应不是放松控制，而是进一步收紧。
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两项国务院令（第834号和第835号）是最新的谨慎理由。这些法规被表述为抵消外国制裁影响的措施。实际上，它们限制了供应链数据共享，并惩罚停止与中国供应商合作的公司，理由是这样的中断可能损害整个供应链。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条款是对违反法令中规定的合规与控制措施的公司高管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常驻上海或北京的外国高管来说，这并非抽象的风险。这意味着在伦敦或纽约的会议室里做出的商业决策，可能导致一个人被送进中国监狱。
这些法令叠加在已经让外国公司犹豫不决的现有法律架构之上。中国2017年通过的《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组织和个人与国家情报机构合作。2020年的《外商投资法》带来了一定的清晰度，但也使外国公司受制于一个在实施中仍不透明的审查制度。随后出台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增加了合规负担，规模较小的公司难以应对。
北京言行之间的差距现在已经大到足以重塑企业战略。曾经将中国视为必争市场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问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们承担得起这种风险吗？对于越来越多的公司来说，答案是它们承担不起。
一些公司正在悄悄减少风险敞口，将供应链转移到越南、印度或墨西哥。其他公司则维持在中国的存在，但冻结了新的投资。很少有公司公开撤出，因为根据中国法律，离开的行为本身也带有风险。但大方向是明确的。
中国的官方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并未完全反映这种转变，因为它们统计的是已经承诺的资本。领先指标体现在被取消的计划和从未启动的项目中。《外交官》杂志的Bonnie Girard在撰写的相关文章中指出，中国关于外国投资的官方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
讽刺的是，中国比它所承认的更需要外国投资。房地产行业长期低迷。国内消费尚未恢复到足以取代曾经由出口和基础设施支出提供的增长引擎。技术升级，特别是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依赖于中国公司无法完全替代的全球市场和资本渠道。
然而，北京非但没有解决外国投资者提出的结构性担忧，反而加强了那些将他们吓跑的法律和监管工具。结果是自讨苦吃：一个需要资本却不断通过法律将其拒之门外的国家。
婷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