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一个信息传递难题。一方面，习近平主席亲自向世界各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对商业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北京不断通过法律，让外国企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受欢迎。
这一矛盾越来越难以忽视。习近平今年1月向爱尔兰总理迈克尔·马丁表示，中国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他对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也做了类似表态。官方口径始终如一：外国资本是必需的、受重视的、受保护的。
然而，实地情况却截然不同。2024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7.1%，创下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一下滑趋势在2025年和2026年仍在持续。北京的回应不是放松管控，而是进一步收紧。
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第834号和835号国务院令，是最新的警示信号。这些条例被表述为反制外国制裁影响的措施。但实际上，它们限制供应链数据共享，并惩罚停止与中国供应商合作的企业，理由是这种断裂可能损害整个供应链。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条款是，对违反法令规定合规与管控措施的企业高管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常驻上海或北京的外国高管来说，这并非抽象风险。这意味着在伦敦或纽约的董事会会议上做出的商业决策，可能导致一个人在中国的监狱中度过。
这些法令叠加在已让外国企业踌躇不前的现有法律架构之上。2017年通过的《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组织和个人配合国家情报工作。2020年的《外商投资法》带来了一定清晰度，但也让外国企业面临一个运作仍然不透明的审查制度。随后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增加了合规负担，小型企业难以应付。
北京言行之间的差距现已大到足以重塑企业战略。曾经将中国视为必争之地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问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们能承担这个风险吗？对于越来越多的公司来说，答案是：不能。
一些公司正在悄悄减少风险敞口，将供应链转移到越南、印度或墨西哥。另一些公司则维持在华业务但冻结新投资。公开撤出的公司寥寥无几，因为根据中国法律，撤出行为本身也带有风险。但方向已经明确。
中国的官方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并未完全反映这一转变，因为它们统计的是已经承诺的资金。领先指标在于那些被取消的计划和从未启动的项目。《外交官》杂志的邦妮·吉拉德在就此主题撰文时指出，中国关于外国投资的官方说辞”与实地实际发展不符”。
讽刺的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需求比它承认的更加迫切。房地产行业长期低迷。国内消费尚未恢复到足以替代出口和基础设施支出曾经提供的增长引擎。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升级依赖于全球市场和资本，而中国企业无法完全替代这些资源。
然而，北京非但没有回应外国投资者提出的结构性关切，反而强化了那些令他们望而却步的法律和监管工具。结果便是自食其果：一个国家需要资本，却不断通过法律将其驱离。
婷 翻译